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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一刻，我心里什么声音都没了。好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，在这一瞬间都重新压了上来。我没有逃，也没有反问。

    “你猜到了吧？”我说。

    她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只是……我想听你说。”她声音轻得像一阵风，“不是因为我非要一个‘爸爸’，而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说。”

    我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水。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我十八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人。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也没什么依靠。他是第一个对我温柔、也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人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然后我怀了你。”我说，“但没告诉他。后来他……消失了。全家移民到了这里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急着说话，只看着我。我知道她在等我继续。

    “再后来，他回来了。出现在我们生活里——你认识他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是他。”她轻声说，“其实我早该说的。我一直都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。”我说，“不是怕你怨我，而是怕你更失望。”

    “妈，”她忽然说，“你知道我从来没恨过你吗？”

    我抬头看她。

    “你有你的选择。”她说，“我不一定都理解，但我尊重。”

    几天后，我收到了Horace   Mann   School的正式录取通知。包括学生ID、课表、还有一张上万美金的预付交通卡。

    我没惊讶，也没拒绝。

    Horace   Mann   是另一个世界。

    学生几乎全是纽约上层家庭的孩子：律师、外交官、艺术赞助人、科技创始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升学顾问，每个周末都在做志愿项目或研究写作。

    但Theodore   Kingsley不太一样。

    他是那种一走进教室就带来阳光的人。不是高调的那种光，而是午后阳台的那种——安静、明亮、让人放松。

    我们在历史研讨小组上认识。他坐我旁边，第一次分组就主动跟我说：“你喜欢从因果角度写？我可以补结构分析。”

    他说话慢一点，眼神特别认真。

    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备课、做笔记、在图书馆写报告。他每次问问题都很真诚，从不抢风头。午餐时他会给我留一个座位，课后会陪我一起排打印队。

    他是那种温柔又笨拙的男生，不太会说漂亮话，却总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。

    有一次我不小心在教室门口撞掉了咖啡，他帮我清理干净，还把自己的替我放下：“我不太喝咖啡，怕胃酸。”

    我也没有告诉mama，Theodore送了我一张小卡片。

    上面写着：

    “I   don’t   know   what   you&039;ve   been   through.   But   I   know   this:   you   deserve   soft   places,   and   clear   skies.”

    我把它收进钱包。